【成為一名不完美的學者】
今年九月開始了新的教職工作，也正式與博士班的生活告別。因緣際會，在新學校參與了幾次和不同領域研究生分享求學過程與職涯發展的講座，也讓我有機會好好整理這過去七年來的經驗。寫下是為了記錄也是對自己的交代。
1. 社會心理學與歐陸新左派
2010年我從西雅圖搬到紐約，開始在紐約市立大學研究中心（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Graduate Center）的博士生涯。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主修心理學時，我對社會心理實驗產生濃厚的興趣，大二便開始在各個不同項目的實驗室做研究助理，設計針對種族、性別、國族這些身份認同與行為表現相關的實驗。當時，認知學派針對心理歧視的研究剛成為北美社會心理學界的主流，創立「內隱聯結測驗」（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的大老Anthony Greenwald剛好在本系，即使那時我便開始對於將身份認同作為不同變向、拆散與切割的實驗手法產生懷疑，我渴望能將女性主義與酷兒理論對於身份認同的解構，融合於社會心理對於人性那理性並工整的剖析。
對於實驗設計的熱忱，讓我曾以為自己會成為一名量化心理學研究者，當時無法想像最後我的博論題目完全是在推翻我七年前對於社會心理學這個領域的所有假設。我的博士申請文件上強調自己對於傳統心理實驗與批判理論的熱情，並且認為社會心理學最有潛力發展如同酷兒與女性主義理論中對於身份認同的結果，像是Stanley Milgram在他成名的權力服從研究中得到的結論：“the power of situation” - 人性為情境與社會動能的產物，而非天生的因果。現在想起來，我決定投入社會心理學，而非臨床或生物心理學，絕大部份是因為受到六〇年代馬克思左翼思潮與社會心理學交織之下的學術路線。
2010年進入社會心理博班時，CUNY Graduate Center主要吸引我的原因，除了心理系本身有別其他科系更強調心理學與跨領域社會正義批判理論的結合，更是因為研究中心本身是美國東岸的左翼學派中心。系上對於社會心理學起源與發展的詮釋，來自於五〇年代因為二戰迫害移民到美國的德裔猶太心理學家，Kurt Lewin，他開啟了社會心理學的群體動力學（Group Dynamics）以及與社群結合的行動研究（Action Research）。
挖掘社會心理學發展的近代史，我感受自己的學術脈絡身受這門學科與戰爭、移民、族群衝突以及這些猶太裔移民從歐陸帶來的新左派思想（The Frankfurt School）的緊密連結，也漸漸使我對於北美主流心理學不斷朝自然科學發展的路線，產生巨大的懷疑與不安。在北美個人主義主導的心理學界，研究的單位為個體，即使在已經更為偏重社會與結構的社會心理學，學術理論難以脫離個人主義對「人性」作為一個生理性的、具體性，並能從社會與歷史切割出來的自然單位；如同如生物學者如何看待一個細胞，或者物理學者如何看待一個分子。對於如此本真論的基礎心理假設的不滿，促使我藉由博一資格考的論文書寫中，研究蘇俄心理學派與馬克思理論的連結，重新思考「意識」如何從人們實際的行動與勞動中產生，而非純粹物理上的大腦波動、神經元發射的產物。
2. 危機
博三那一年，因為心理所面臨外界審查必須重新整合的壓力，這一次大規模的資源重新分配，也代表了各個心理學路線的爭戰。我所在的社會心理系分裂為三個區塊：Critical、Basic and Applied、以及Health Psychology。我所跟隨的教授也趁次的整合危機，發展出美國第一間以「批判心理」命名的博士班科系，與環境心理系（Environmental Psychology）合併，強調與跨領域批判理論結合、多元研究方法、以及與少數社群的融合，結合歐陸的批判心理學派與南美洲的解放心理學傳統（Liberation Psychology），渴望能在保守的北美心理學界，立足成為新的學術路線。對於這樣的轉變我是樂見其成的，尤其當我的研究方向越來越轉為對於心理知識的基礎哲學的反思，以及以自然科學角度去理解人性的批判，我毫不需要思考地將自己的學術方向併入批判心理學的範疇。但在那一年，我也看到和自己同屆錄取的同屆學生，被硬生生分為三個不同的路線，有些人順利度過了這一次的危機，有一些人卻不幸的被系所的政治運作犧牲，至今仍無法找到適合的指導教授與研究經費。
像是多數美國社會人文博士班的要求， 除了必須修大約三年的課程外，還得經過至少兩階段的資格考以取得候選人身份，並寫一篇等量於碩士論文的研究型論文取得Master of Philosophy的學位。每一階段的考核也是重新思索「究竟要成為什麼樣的學者」的焦慮，畢竟論文主題不僅僅是你必須琢磨三、四年的一個問題，更是影響了之後尋找學術工作的機會與策略，尤其是在這麼一個飽和與高競爭的市場。我從一開始對於馬克思「意識」這個概念與歐陸心理學發展的理論層面問題，轉為對於跨國勞動與新自由主義的田野研究。而在博三時，因為Deleuze與新物質派對於社會建構論與後結構主義的批判，開始鑽研情感動能（Affect Theory）如何解構心理學對於人性與身份政治的假設。
在學術環境之中，一人的思想與價值，必須不斷地與學界流派的變動溝通與對應，若趕不上整體的典範轉移，也容易淪落至話語權的邊緣。也許在基礎科學的假設要花十幾年、甚至是半個世紀才會遇上重大的典範轉移，但在社會科學，尤其是人文社會科學，理論的更新與變化幾乎是以五年作為一個單位地發生。那等於是整個博士的訓練過程，多數人必須面對至少一次的典範轉移，與冒著自己的研究將會淪落為「過時」的危險，一邊做著論文研究這龐大並耗時的工程。如何維持自己的中心思想與價值，並能與新興理論對話的彈性，幾乎是在學術工作中生存的必須。
因此，學術的訓練是一個容易讓人從一名完全的理想主義者，成為必須與學術工業與體系摩擦並妥協的過程。這並不是因為知識生產本身與學術語言的異化性，而是這個產業的競爭與劣質的工作環境，使人很難不去花時間讀懂產業對於「理想工作者」的要求與門檻。我對於批判理論廣泛的興趣，一方面讓我維持對於學術市場走向的敏感度，但終究做研究的目標是得尋找自我的思想出路，沒有人該無盡地對市場妥協或討好。為了博論的proposal，博三下學年我開始更專心地思考批判心理學與酷兒理論的結合與應用，以及博論選題的這個問題。
我所理解的質性研究一向是反建構式的，那就是，研究者應該以田野的經驗為主來尋找理論的出路，而非以理論作為評斷經驗的工具。因為長期在跨國與全球化的研究中打轉，我知道我逃離不了使用這樣的視野來理解我的研究主題，但我一開始其實並不知道我要affirm或reject的論點為何。我的興趣一直在於離開身份政治的酷兒理論應用，博四時我將博論題目定在酷兒亞裔社群與美國國族主義及種族階層化關係，渴望找出反帝國主義的酷兒及亞裔政治的出路。
3. 出路
我從博五開始蒐集博論資料後便開始觀察學術職場的走向，也必須仔細考慮畢業後工作的機會。我一直沒有放棄能夠回台灣的想法，但因為博論的議題越來越走近亞美與種族研究的領域，也讓我與台灣學術的語境更於遙遠。在北美心理學仍是認知學派當道的現在，我知道自己很難在傳統的心理學領域找到工作，於是我所關注的職場領域較偏於人文與社科跨領域的系所，將論文的領域不再局限於心理學系內的辯論，思考種族之於性別研究的重要性，以及深入解釋跨國主義中所無法解釋的地緣政治。
博七上學期，在重點式地投出跨領域系所的履歷後，收到我目前所在性別系所（University at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的二次篩選通知，繳交writing sample與課程大綱，接續地收到面試通知，十二月中很幸運地拿到了的職缺。隔年一月底便以軍事訓練的毅力寫完了剩餘50%的論文，四月初接受答辯後畢業。在這兩三年內，我也發現全美的性別所教職開缺稍微增加，並且許多學校強調要尋找能夠結合酷兒理論與批判種族研究的學者，一方面反映了美國Black Lives Matter運動所帶來對於傳統身份政治概念的反思，另一方面也是要改變性別科系長期被白人所佔據的問題。因為一直在種族與移民運動的圈子裡打轉，我的論文題目或許恰好能夠與當年的職缺對話。加上川普的當選，美國興起的白人優越主義討論和關注，也使得種族的議題更為重要。後來常想，七年前要研究這個題目，一定沒有辦法想像能夠找到任何適合的職缺，但我還是硬著頭皮做了；七年後，政治與學術環境都改變了，保持對於社會觀察的敏銳度，並對大環境問對問題，那麼應該就離學術發展的機會不會太遠。
七年很長，但我一點也不後悔。在博士班的這些日子之中，我在三所截然不同的公私立學校教學，參與過內內外外的兼任教師勞動組織運動，認識許多至今我還能討論研究與生活的朋友，分手與戀愛。當然有時也覺得這七年可以再多做一點什麼：多修幾門課、更徹底地執行多一些研究計畫、再出版幾篇論文。但整個學術的訓練似乎就是理解知識的建構本身即是不完美的一個過程，必須經過反覆的修訂與自我推翻，才能找出不同的出路。
博士長路，難熬的並不一定是知識的辯證本身，而是對於精神與性格的耗損。在我們的求學環境中，多半的人嚮往孤僻的英雄型學者，將自己關在書堆之中，足不出戶然後寫出顛覆所有假說的論點。但真正的學術工作並不是單一一人的工作，許多思考上的突破都是經由與同輩朋友們的談論之中所得到的答案。在整個尋找學術工作的過程中，我越是了解，學術的訓練不是要成為一名孤僻的贏家，而要成為一名讓同儕願意和你合作的夥伴，沒有人願意與自傲並自私的人們共事。學術本身的重點並不是尋找個人的真理，而是分享，建立出一個能夠共同思辨的社群，才是最重要也影響最深遠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