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monationalism」（同性戀國家主義）應該是近十年內酷兒學術最被快速沿用與再生產的一個概念，描述同志人權如何被收編於「衡量國家主權優良等級」的一種國際機制，在 2007 年 Jasbir Puar 出版《Terrorist Assemblages》一書之後引起廣泛的辯論與修正。由「同性戀國家主義」延伸而出，形容以色列如何藉由「國家同志人權」的友善形象，來掩飾國家對於巴勒斯坦殖民暴力的「粉紅清洗」（pinkwashing）策略，近幾年也激起了一連串的北美酷兒「反粉紅清洗」的 BDS（Boycott, Divest, and Sanctions）運動，抵制以色列藉由文化、經濟、外交等等手段的同志友善形象建立。這次中央性／別研究室所邀請至台灣演講的紐約史坦頓島學院特聘教授莎拉·舒蔓（Sarah Schulman），正是酷兒反粉紅洗清 BDS 運動的主要支持者之一。舒蔓的演說，加上美國同志人權大使蘭迪·貝瑞（Randy Berry）的訪台行程，也引起台灣酷兒學界與運動圈的討論，問題的核心在於，如同以色列，台灣是否也展露了渴望藉由「同性戀國家主義」的同志友善與人權表述來「攀附（美）帝國的慾望」？或者，更直接地說，Is Taiwan already homonational?
討論台灣的性別政治之前，我認為我們必須先回到 Puar 對「同性戀國家主義」的定義，以及她對其概念延伸出的一系列「反粉紅清洗」北美酷兒運動與知識生產的批判。在 2012 年的這篇文章《Pinkwatching and Pinkwashing: Intepretations and Its Discontents》中，Puar 強調這些「反粉紅清洗」的酷兒串連（泛稱為“pinkwatching”「粉紅看守」），不但無法瓦解「美國─以色列同志帝國」的共構，反而更加深「同性戀國家主義」的邏輯。主要原因為以下四點：
1. 粉紅看守（pinkwatching）的酷兒運動與知識生產必須建構出「原生的」（native）、「真實的」（authentic）穆斯林巴勒斯坦酷兒，來支持其批判「優等歐洲裔猶太同志被收編於以色列國家機制」的運動道德正當性。換句話說，粉紅看守藉著「巴勒斯坦酷兒民族苦難」之名，再次加強了同性戀國家主義邏輯「中東=恐同」的伊斯蘭仇恨（Islamophobia）與阿拉伯裔仇恨（Arabophobia）。另外，這看似激進的酷兒論述與跨國串連，塑照出「西方激進同志必須挺巴勒斯坦同志」，這樣以身分政治為主的國際反恐同論述，仍是無法脫離同性戀國家主義的知識管制範疇，不過是重申了西方同志身份與反恐同人權論述為「國際通用」的基礎假設。
2. 粉紅清洗（pinkwashing）以同志人權粉飾以色列對巴勒斯坦殖民的手法，就如同粉紅看守（pinkwatching）選擇性忽略美國當地對各個族裔同時進行的殖民主義與種族主義，將美國的殖民暴力轉移至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殖民，並將美國運動者與學界的白種罪惡感寄託於「巴勒斯坦酷兒的解放」之上。
3. 粉紅清洗（pinkwashing）使得「同志友善」成為國家文明化的一種國際思想鏈結，為依靠著伊斯蘭仇恨、阿拉伯裔仇恨、與東方主義的全球化輸送方能成效，而非單一依靠「美國─以色列同志帝國共構」的特殊關係。如此單面向複製「美國─以色列」的粉紅看守（pinkwatching）酷兒論述，反而掉入「以色列得以與美國交換利益」的國家特殊性，使得美國同時對伊朗以及伊拉克的粉紅清洗策略被選擇性地忽略。
4. 以酷兒身份為基礎的粉紅看守（pinkwatching）論述與運動，刻意不去談論巴勒斯坦解放運動中的多項策略與派系爭議：例如武裝對抗以色列的爭議性、巴勒斯坦難民的去留或「兩國方案」（two-state solution），這種看似「和平」的訴求，但為實質正常化以色列殖民機制的策略。粉紅看守的運動邏輯，只能著手這般低門檻、廣大群眾能接受的酷兒身份串聯，即使號稱要對抗以色列的同性戀國家主義、種族主義與殖民主義，卻也無法提出解決巴勒斯坦同志處境的實質措施，只能一再強調中東社會的「恐同」不過是西方製造出的「假議題」。
基於以上四點，無論是將以色列同性戀國家主義脫離國際脈絡特殊化的「粉紅清洗」（pinkwashing），或者是將巴勒斯坦酷兒壓迫特殊化的「粉紅看守」（pinkwatching），都將反帝國主義與解殖的全球權力運作簡化、轉換為同一個論述中心與觀眾：那就是「歐美同志」與其西方同志人權經驗。而他們所消費的，都是在此缺乏足夠話語權的「巴勒斯坦酷兒」。
對於 Puar 來說，同性戀國家主義是一個流動於全球的權力機制，因此，刻意地闡述「台灣是否更加的同性戀國家主義」，其實是一個相對無意義的學術爭辯，因為台灣如同各個國家，都一樣地被牽連於全球同性戀國家主義的衡量基準之中，只是各國相對應的策略各有不同。以「反帝國」為名，積極反對西方同志人權論述的國家，也不免藉由西方宗教右派恐同的話語來塑造國家邁入「去殖民化」，卻實為鞏固當地保守政權的正當性，烏干達 2014 年所設立的反同性戀法便為一例。若同性戀國家主義之於台灣是帝國文明勢力的收編，那麼它之於烏干達即是帝國邊陲的暴力統治。
反觀台灣的狀況，同性戀國家主義一詞，經常被粗略地置入冷戰的「美國─台灣同志帝國共構」架構，表明台灣的性別政治是刻意凸顯中國的「同志不友善」，進而強調台灣的現代文明與主權的正當性，也因此將中國隔離在同性戀國家主義的影響範疇之外。此論述不僅簡化了同性戀國家主義的全球性，也小覷了中國應用「粉紅清洗」來粉飾北京當局內種族與階級紛爭的野心。即使在中國的官方國家論述中，同性戀仍被置於法律與道德的疆界之外，中國同志商業圈與美國資本近年來互相聯手，也正積極打造更加「同志友善」的「粉紅經濟」商業發展環境與社會文化。
換言之，同性戀國家主義，並非台灣所特有。強調「台灣─以色列」之於美國的特殊性，反而落入粉紅清洗本身的邏輯，轉移美帝權力運作的複雜跨國性。有鑑於此，若要將同性戀國家主義的批判套用於台灣的性別運動現況，我們必須小心不去複製 Puar 所說的「粉紅看守」邏輯，單向地批判「美國─台灣同志帝國共構」，去強化台灣在東亞同志人權代表的特殊性，掉入舊有的冷戰思維。「粉紅清洗」這個策略更應該使我們進一步檢視殖民主義在地運作的機制與全球的性權力部署，而非再度塑造出遠方的「苦難第三世界酷兒」，就為了承擔在地尚未能解決的主權紛爭與同志困境。
原文刊登於《破土｜New Blo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