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麥女孩》：什麼時候我們能有不再是關於異性戀或順性別的酷兒電影？

改編自作家大衛埃伯肖夫真人傳記小說的《丹麥女孩｜The Danish Girl》，描寫跨性先驅Lili Elbe於二十世紀初挑戰性別醫學疆界的故事。隨著性別議題越來越受到主流電影市場的關注，跨性議題也步入好萊塢的主舞臺。然而，如同初次打進主流的任何弱勢議題，丹麥女孩的故事的論述層次稍顯淺薄。雖說主角Einar Wegener的妻子Gerda Wegener從無法接受其性別認同直到成為她手術過程中的唯一依靠，那一路陪伴Einar/Elbe實驗性別的過程令人揪心，但他們似乎存在於一個太過單純的二十世紀初歐洲浪漫意象，世界之中只有Elbe美麗的服飾與唇膏，對於跨性別在當時社會的處境，僅以輕描淡寫帶過。

很難不希望《丹麥女孩》能是一部更好的電影，畢竟是第一部由奧斯卡影帝艾迪．瑞德曼演出，無論卡司或製片規格，都該有水準之上表現的跨性議題電影。哥本哈根遼闊寧靜的城市意象，與奢華的巴黎藝術圈成為故事中唯一的時代背景，導演Tom Hooper使用大量特寫鏡頭以強調瑞德曼演技的手法，似乎一如他如何處理主角Einar/Elbe定位的敘事方式：她的性別鬥爭是屬於自己的，是關乎於個人「靈魂」的追求，無須與當時的社會脈絡有所牽連。著重於刻劃單一角色的結果，即是未能連結到兩次大戰間因社會結構劇烈轉變，所形成的非傳統性別氛圍。

跨性別美學化的再呈現，隨著《丹麥女孩》的上映，渲染起不同層面的爭議，瑞德曼不久前被轉傳至Twitter的BBC受訪片段即是一例，他曾言：「自我們製作《丹麥女孩》後，跨性議題終能浮上檯面，這真是一項太美好的成就了。」此話一出，引發眾多跨性別運動人士的不滿，畢竟跨性運動已存在好幾十年了，跨性議題之所以能曝光，可不單只是《丹麥女孩》或者瑞德曼的個人功勞。許多跨性運動者亦指出，即使近年來有越來越多跨性作品的產出，但多數都是由順性別（cisgender/非跨性）演員來詮釋跨性角色，出櫃的有色人種跨性演員，反而無法取得角色機會。好比《鐵窗紅顏｜Orange is the New Black》中的非裔跨性演員Laverne Cox，便曾公開她即使收到與跨性相關的角色邀請，多半都是刻板印象下的恐跨產物。若影視圈仍只能接受順性別的白人男性出任華麗的歐洲跨性角色，並持續讓有色人種的跨性演員演出B級、被貶低的配角，那麼我們仍是處在一個恐同、恐跨性，並且種族歧視的電影產業。

此外，瑞德曼的言論，亦更加凸顯《丹麥女孩》在這個時間點出現於歐美性別政治脈絡的「不合時宜」：第一，它再次驗證「跨性的再呈現」如何藉由抹去國家對於跨性有色人種的暴力以進入市場；第二，性別的越界只有在不違背主流美學價值觀的前提下才能被公眾接受。在Black Lives Matter此運動（反抗美國警察對於非裔不對等執法暴力）持續升級的同時，運動者更指出，跨性有色人種在面臨警察質詢時，時常需遭受相較白人順性別者高出六倍以上的肢體暴力。我們當然不能期待《丹麥女孩》這部電影能解決任何實質上的有色人種跨性困境，但在這個時間點讓它成為主流跨性議題的風向球，必須考慮它洗白其他更緊急跨性議題的企圖。另外，相較於2005年上映的《窈窕老爸｜Transamerica》，或者2014年亞馬遜網路上映的電視劇《透明家庭｜Transparent》探討關於跨性親職的出櫃與老年生活問題，《丹麥女孩》顯得太過不食人間煙火，連一場真實發生過的悲劇也被詮釋得那麼絕美。

近幾年來，好萊塢產出與酷兒及性別角色相關的電影看似豐收，卻使人感覺其多數皆屬美國影評家Kyle Buchanan所言：「為異性戀設計的同志影片。」《扣押幸福｜Freeheld》的主角雖是艾倫佩姬與茱莉安摩爾所飾演的女同志情侶，但更多是關於她們男異性戀友人警官的個人成長；《性福拉警報｜The Kids Are Alright》凸顯女同志後代尋找自己生父的故事；而《丹麥女孩》中，最深刻的角色其實是飾演Einar/Elbe妻子Gerda的Alicia Vikander，透過Gerda的角色，劇本敘事著重的是面對伴侶決定變性後的情感賠償，卻非Elbe這個角色的力量或者性格的層次。

距離跨性先驅Lili Elbe的時代已有一個世紀，我們對於性別的認知不再侷限於「女性=子宮」（當時Elbe所進行的第二項手術即是子宮植入）或「男性=陰莖」。二戰後合成賀爾蒙的普及使用，使得跨性成為一個更加可行並多樣的程序：在美國，多數的女跨男只進行施打男性賀爾蒙與男性胸部重建手術（俗稱的"Top Surgery"），而男跨女的手術不再包含過度侵入性的子宮移入手術，但不變的是，我們對於男／女性別外表美化的要求。好萊塢的曝光解救不了酷兒對於身體與性別的焦慮，只能不斷地加強”queerness is only cool when it looks good”的矛盾。我們還需要更多酷兒與性別的故事，那些不再繞著「出櫃」、「變性心路歷程」、或者是拍來「解救異性戀與順性別潛藏罪惡感」的故事。

原文刊登於《掌櫃誌》

大叔時尚中的Old Boys' Club

身為一名身型瘦小的中性女生，每每看見街上男人衣著邋遢，總感覺他們正白白糟蹋自己的身高與肩寬。在難以找到那類剪裁俐落、設計簡潔的成衣女裝市場中，想殺出一條適合自己風格卻又不落俗套的生路，實在極其困難。近年來，北美掀起一一陣為女身客製化西服的流行，連出櫃脫口秀名主持人Ellen Degeneres都創立起中性服裝品牌，對於非典型陽剛的族群而言，服裝的選擇似乎越來越多。然而悲哀的是，此些新品牌不是單價過高，就是樣式過於單調，彷彿花大錢治裝卻只得到「妳要去參加面試嗎？」那OL保守評價的無奈。我在大學授課多時，穿西裝外套與襯衫看似應景，然不到三十歲已感覺自己像個了無新意的大叔，等著退休並穿人字斜紋混織毛衣在家中泡老人茶。

反觀男裝市場倒是一年比一年熱鬧。紐約每年冬季的男裝品牌快閃市集「Pop Up Flea」，吸引Filson、3sixteen、The Hill-Side等男裝與男士精品進駐。自服飾、皮件、靴子，至瓷器與毛毯等家飾配件，販售品項應有盡有，整體氛圍以簡便、俐落、大量融入單寧的美式經典風格為基調。踏入現場游擊，觀察男裝流行動向與欣賞帥氣店員之外，只能自嘆沒能擁有至少能撐起最小號男裝的身材，因而與這些美好的設計無緣。更甚者，連服飾的週邊配備，都因其設計多以男性體型及生活模式為考量，故難以符合偏好中性穿搭的女性需求：機能性強大的上蠟防水帆布袋，經常因材質過重、肩帶設計過長等原因，使我至今仍遍尋不著適合日常用的款式；抑或皮製沙發椅的弧度過深，所謂「人體工學設計」，其實是為一名170-180公分的男性身體量身打造，再喜愛它典雅的質地，卻也只感到自己身體的突兀。

設計的性別，總是在細節之中。

觀察男性時尚的趨勢越久，便越容易對所謂老男人懷舊的品味反感。除了以男性為中心的品牌設計總是遙不可及之外，我非常清楚地感受到這些「紳士」的定義，說穿了就是一種「Old Boys' Club」：男人們穿著訂製衣物，聚在一塊品嚐上好的雪茄、討論週末郊區打獵、登山野炊、或者高爾夫行程，評論女性一如評比威士忌優劣，聚首只為炫耀他們的「配件」，包含女人。這些在好萊塢時代電影中令人嚮往的場景，其實是容不下女人的存在，更不用說是非典型陽剛的女人，我經常感覺自己是誤闖成人世界的小孩，不夠格體驗大叔的品味。 

因為身體不符合主流時尚的期待，卻又不願妥協對美感的堅持，只能在微小的細節之中建立自己的一套邏輯：比起品牌，我更注重衣物的質料；比起流行單品，我更偏愛經典簡潔的款式；比起襯衫的花樣，我對剪裁更偏執。要在不斷汰舊換新、不「忠誠」的流行趨勢中生存，別散盡薪水買那些遙不可及的商品，找到適合自己生活態度的品味，才是真正不滅的定律。

原文刊登於《掌櫃誌》

Coffee Is the New Bar: 在紐約咖啡館遇見華人同志

在人人都用交友app的年代，老派如我，仍是靠著一條條透過真實會面搭起的人脈，建立密密麻麻的離散同志網絡，越過美東、美西到臺灣、上海、北京，華人同志就算在海外的交友社群中相對邊緣，卻總有我們自己的方法，跨過國界與海岸線認識彼此。2013年我去了上海與北京一趟，一是為了宣傳新書並更深入了解中國的同志運動，二是當時我正開始一段紐約-台北的遠距離戀情，總是找機會與女友在世界各地碰面。在上海與北京的感受是，中國的同志朋友特別熱情，或許因為與同志相關的藝文活動相較而言不如臺灣頻繁，因舞大家對臺灣與美國的同志文化脈絡非常感興趣。我們在上海新天地旁的小酒吧聊如何將星座諮詢作為一種屬於女同志的感情心理輔導；在北京南鑼鼓巷宛如舊時代臺北泰順街上的昏暗文青咖啡館，聊運動圈的八卦，才見面第一次彷彿如同已認識了十年半載的老友，在不過是一個尋常的週末晚上相聚談心。

朋友來去各個城市，我的口袋名單中總有一份不同區域的咖啡館清單，等著誰過境紐約和我聊整晚。在這個咖啡館氾濫的時代，紐約近幾年新開的店多數大同小異：精美復古的義式濃縮機、混搭不同木料的桌椅、裸露並統一上色的管線，以及開放式吧台。除了濃縮咖啡飲品必須達到一般水準外，真正能夠留下我的因素總是與人相關。Third Rail Coffee就在上班途中，座落於全曼哈頓我最喜愛的Stuyvesant Street，門口放著幾個板凳，天還沒這麼冷的時候，我總是點一個3oz的macchiato坐在外頭，和溜狗順道買咖啡的人們小聊一陣，再往地鐵走去；東九街上的Mud Spot由餐車起家，保留有東村八九零年代不具任何企圖、另類搖滾的嬉皮粗獷，比起隔街一家家簡約又明亮的酒吧餐廳，我在Mud喝它糖奶全加的大壺咖啡，感覺特別懷舊；靠近湯普金斯廣場公園的Box Kite，則是剛進駐東村一角、引領「將咖啡當調酒」的風潮，那樣小而精緻的店，若到了晚上還不想離開咖啡廳，可以與帥氣的女店長點一杯紅酒咖啡特調。在這個城市，什麼樣的慾望都能被滿足。

兩年前在上海認識的同志運動圈朋友Echo近期恰好有來紐約的計畫，時間急促，她對咖啡特別專精，為了當個稱職的紐約客，我迅速回顧心中的咖啡名單，怎麼想都缺少了一些溫度。沒有特定計畫的我們誤打誤撞，走進了東五街新開的咖啡廳Coffee Project，老闆是一對年輕的馬來西亞華裔情侶檔，碰巧也是圈內人，不到三度的關係層就連上了共同朋友。一瞬間，這間咖啡廳彷彿像是在臺北，或者上海，老闆和我們聊著她電腦工程師的過去，她在波特蘭學做咖啡的經驗，以及她如何捨棄亞裔家庭對她正規職涯的美好想像，決心將美西的咖啡文化帶到紐約。與談中，我問了老闆的伴，妳們在一起那麼久了，現在開店，一起住又一起上班，那是什麼感覺？老闆用帶著濃厚馬來西亞腔的中文搶話回答說：「我這麼可愛，她當然不介意24小時看到我呀！」她的伴立即回以一個甜蜜的白眼，我頓時覺得，這就是我一直在紐約尋找的圈內同志專屬的人情味。若有人問我：妳們一群女同志聚在一起，都在聊些什麼？我想我會說，我們不是在聊咖啡，就是在與彼此調情。在酒吧約會的文化已過時，要找到紐約的女同志，先去咖啡廳點杯咖啡吧。

原文刊登於《掌櫃誌》

粉紅經濟悲歌：消失中的女同志酒吧

走過美國許多城市，提及對女同志酒吧的第一印象，不是場域過窄、裝潢簡陋，就是音樂過時。相較幾街外絢爛迷茫、跋扈張狂的男同志夜店，身為一名喜愛藉小酌拓展社交圈的女同志，此景令人心酸非常。而我們似乎尚未準備好接受那不爭的事實：女同志酒吧正逐漸消失。近年來，北美各大城市以男同志為主的酒吧興旺如常，然原本便鮮少見其蹤跡的女同志酒吧，除非擺明做性別混合的生意，否則那自八、九零年代隨整個時代的愛恨情仇一同成長、屈指可數的幾間「百年老店」，只得無奈與越趨昂貴的街區租金妥協，守住女同志所剩無幾的歷史記憶。舉例而言，曼哈頓西村的「Cubbyhole」，即是紐約碩果僅存、提供女同志歡談或療傷的親切鄰舍酒吧。當周遭的餐廳或夜店設計越來越工業極簡，Cubbyhole卻仍維持她九零年代初的野性：角落旁的投幣式點唱機、聲嘶力竭才能喚來的吧檯手，以及保有老派調情風雅的uncle T。女同志酒吧，總是同志社群中最念舊的靈魂。

去年底，座落於舊金山鄰近卡斯楚Mission District的女同志酒吧「The Lexington Club」，開業十八年後宣告歇業，留下她紅遍東西岸、風華絕代的過往，此事引起眾多同志的驚訝與不解。在同志伴侶權逐漸明朗的美國政治風氣下，「Lex」的結束，似乎警示了長期被主流同志運動所忽略的經濟與階級議題。部分權力的合法化也許使社會階層較高的白人同志情侶得以享有平等對待，然而，卻也帶來傳統同志社區的士紳化：廉價酒吧、情趣用品店、獨立書店、小型戲院等相繼倒閉，新建的高級套房型公寓及單價昂貴的時尚餐廳取而代之。曾經的同志社區如紐約西村、舊金山卡斯楚、西雅圖首都丘等，如今與各式高級社區貌似毫無差異，成為冰冷且了無新意的街景。關於女同志文化，一如少數命硬的小店在街角設置的彩虹旗，為遊客留下一絲絲欣慰之情。

為什麼女同志酒吧會在曾經令人稱羨的同志大本營城市中相繼消失？仔細想想性別的政治經濟，其實不必太過驚訝。首先，因為性別的不平等，女性的收入普遍比男性低（$0.79 to $1.00 in 2015），依此邏輯套用伴侶性別的相關數據，可想而知，女女伴侶的消費力自然不及男男伴侶及異性戀情侶。女同志與男同志相較，因經濟能力的懸殊而難以鞏固不動產，無論從消費者或營業者的角度，亦更難維持商業所需的開銷；此外，女性在公眾場合的情慾表現長久以來受父權監督，使其侷限於私人空間。兩名女人在街頭親吻經常招來男性路人的關注，但那並非是對女同志情慾的尊重或欣賞，而是具威脅性的物化。

近十年來，同志社區的興盛與商品化，雖吸引外界投資客的關注，可不幸的是，因社群本身沒有足夠的政治與經濟力量去抗衡外來資本對於社區改造的影響，以致於經濟面較為弱勢的女性及有色人種，遂漸漸被士紳化的同志社區給驅逐出境，遷移到城市外圍的鄰舍。最諷刺的是，同志社區的繽紛絢麗，帶來越趨昂貴的消費與更加漂白、單一化的社群。

當女同志酒吧再也不被城市需要，商機轉向下一波更具消費力的群眾，我們才驚覺一個社群文化的世代相傳，並不是偶爾參加派對或一年去一次遊行那般容易。即使主流媒體中女同志情慾的能見度已逐漸提高，文化的延續卻仍須依靠我們不斷與市場拉扯，才有真正取得所屬空間的機會。至於那迫於棄城的上一個世代，正將所有賴以維生的愛恨情仇一併打包，尋找下一個棲身之處。

原文刊載於《掌櫃誌》

【酷兒手記】相信陌生人：Airbnb出櫃二三事

和女友坐在曼哈頓下城東村的公寓客廳，焦慮的等著我們第一位Airbnb房客出現。
Y是個從以色列來的男同志大男孩，個人頁面上附了張打赤膊、在沙灘上抱著小獵犬的照片——再正常不過吧？女友原先特別擔心和男人同屋睡，哪怕是男同志，畢竟是完全不熟悉的陌生人。但當我們見到Y的時，一瞬間就被融化了，他臉上掛著像是從南方海岸直接密封空運而來的燦爛笑容，身上散發出機艙上的冷空氣味道和清爽的古龍水香，完全沒有任何戒備地向我們打了招呼，我和女友頓時卸下忐忑的心情，這應該是一個好的開始吧！

紐約居大不易，來訪遊客最煩惱的事經常是該在何處落腳。知名連鎖飯店太過俗氣、精品設計旅館大傷荷包、青年旅社價格合理但得冒著被床蟲纏身的風險、借住留學生朋友的沙發看似省錢，然而人情債往往最難還。Airbnb似乎成為紐約遊客最適合的居住選擇，不僅能省下大筆住宿開銷，更能深入認識熟門熟路的紐約客，即刻體驗在地的城市生活。

不過對於同志遊客，尤其是同志伴侶，尋找適合的Airbnb住宿是更大的挑戰，畢竟和陌生人分享空間本身就是一個風險，加上若房東未能明確標註自己是「LGBT-friendly」或其同為同志，便難以預期對方是否會因為性向而讓你有尷尬甚至創傷的旅遊經驗。同志伴侶若沒有足夠的經濟能力可以負擔旅社，總得小心翼翼做多方準備，無法享有異性戀情侶視為理所當然的美好待遇。

今年初Airbnb刪除一名德州房東刊登的租屋資訊，這名屋主因發覺房客是一對男同志情侶而施以歧視的態度與待遇：不僅騷擾，更將其趕出房門，逼得他倆另尋飯店。Airbnb為此特地拍了短片，強調他們絕不容忍此類歧視同志房客的事件再度發生。然而，人海茫茫的網路世界，風險多半還是得由遊客自行承擔，因此如何與屋主「出櫃」似乎成為一項關鍵步驟。

上月起，我將紐約東村公寓的空房登錄Airbnb的租屋平台，想不到上線後一小時內便接到近十封詢問訊息。雖說握有選擇房客的權利，然和女友同住的我，很快面臨該如何與潛在房客溝通性向及伴侶，這件使人萬分頭疼的事。第一，為避免招來對女同志抱持奇怪癖好或不實幻想的男子，我並不想開誠布公地在自我介紹欄位中說明我是女同志且和女友同居；第二，我嘗試強調以女性房客優先，減少變態入住的可能，然而回過頭想，女性就不會有恐同者嗎？腦子裡不禁竄進新聞中那位德州Airbnb太太，以及近期受到神的指示而拒絕協助同志情侶領取婚姻證書的堪薩斯州女書記，感到一陣毛骨悚然。

於是我花了大量時間閱讀每位潛在房客的自介、興趣、所在城市，甚至十分謹慎地Google網路上為數不多的線索，像是個徹頭徹尾的跟蹤狂，但在這個時代，要理解任何人的第一步除了「Google it」或許沒有更直接的辦法。對於希望租屋、且有誠意到在私訊附上簡要自介的旅客，我一律採取直接說明女友目前和我同居的實情，若因此讓人感覺空間限制增加，我完全理解也希望他們能找到更適合的住所。截至目前，尚未因這種漸進式的虛擬出櫃而遇上困擾，短短一個月中，我們已招待了四組客人：主修戲劇的以色列男孩、阿根廷的醫藥生物學女博士、紐西蘭的時尚工作者情侶、臺灣的女設計師。

即使在網路這場盛大且難以捉摸的社交遊戲中，人還是會物以類聚；即使文字永遠難以真正明說，明眼人依舊一看就曉得你會不會是短暫旅途中的最佳室友。一名法國白人男性房客，在與我詢問租屋消息的時候不斷地強調自己多麼地喜歡亞洲文化；或者是另一名東歐女子，訊息中夾雜太多「;)」並且透露她想和姐妹派對直到天亮，都被我歸納為令人困擾的危險房客。你說這是我的刻板印象或歧視嗎？也許是，但沒有辦法，因為Airbnb一如線上聯誼網站，必須依靠薄弱的線索與直覺，以取得最大的獲益及最小的風險。

對於同志遊客們，我的中肯建議是，訂房前細看這位屋主的評價：環境清潔程度？態度友善指數？距離大眾交通工具多遠？或者是否提供房客基本耗品？確認這些後進入第二步：親自寫一封私訊，通知屋主你將與伴侶同行。若對方是個潛在的恐同者——相信我，世上確實還有計算之外的恐同者將令人整夜惡夢——他們會找到自己的台階下，委婉拒絕你的詢問，讓彼此更好過。

原文刊載於《掌櫃誌》

【酷兒手記】爵士年代的酷兒趣味

今年夏天錯過在第六大道上、全身擦滿亮粉後上空行走的冶豔同志遊行；中央公園被自四面八方而來的遊客佔滿，想愉快野餐，還得排隊等待樹蔭下的最佳位置。夏末回到紐約的我，立刻趕去在Governor's Island上一年一度的「爵士年代草地派對」（Jazz Age Lawn Party）。記得在《大亨小傳》電影中的華麗晚宴嗎？那些法蘭絲絨西裝、黑色蕾絲及各式羽毛、金銀浮誇的飾品，即是美國一九二零年代的縮影。第一次大戰後的美國——一個隨心所欲、恣意揮霍的年代，女人追求性與愛的解放，沈迷於藝術及烈酒，撕破笨重的維多利亞長裙、梳起服貼的短髮、塗抹濃妝，成為「輕佻女子」（flappers）。至於男人，他們穿三件式的格子粗呢西裝，搭配花俏的吊帶褲裝、領結、或者草編寬帽，談論城裡的「speakeasy」禁酒時期地下酒吧、黑手黨、和巴黎文藝圈。一九二零年代為什麼會被人如此懷念，除了它的奢華服飾，更是因其介於一次大戰及經濟大蕭條間，那段稍縱即逝的輝煌時光，那段被後人稱之為「咆哮年代」的瘋狂歷史。在壓抑過久的各種社會文化禁忌之下崛起，使人渴望實驗新生活及新型社會關係的可能。

《The L Word》洛杉磯辣妹蕾絲邊風格獨佔市場多時後，壓迫過久的中性穿搭，近年終得於美國酷兒社群翻轉形象，啟動一陣新的紳士炫風。派對上經常可見到花俏卻不失典雅的丹迪（dandy）酷兒裝扮。身型較窄小的我，經歷過一整個青春期的反覆試驗和失敗，從龐克、嘻哈、日系這些打扮中，總算找到屬於自己的模樣。特別喜歡窄身正式打扮的我，在夏日尾端，彷彿找到盛裝出席的藉口，在「爵士年代草地派對」這個連續辦了十年的活動上，一點也不需要擔心自己過度裝扮，事實上，所有紐約客都會比你想像中更認真地對待派對的dress code：自備復古野餐用桌及備有刀具的頂級餐籃、手持油紙陽傘，女人戴上精緻頭飾及手套，不惜曝曬於豔陽下，頂著濃妝；而男人就算再熱，仍披著西裝外套或粗呢背心。我和女友，身為場內少數幾個亞洲面孔，徹底被這場美國人對待二零年代扮裝的盛況給震懾了。我問她：「臺中爵士音樂節，究竟哪一年可以有這樣的場面？」在這場派對中，我看到一個活動風格的成敗，除了音樂主題的掌握外，更須將各種細節發揮得淋漓盡致。

在美國，二零年代的亞洲人之於主流文化而言，只有極度東方主義的低俗想像，加上仇華情結正盛，亞裔及優雅或紳士此類詞語，是完全扯不上邊的。而同性戀文化因都市工業化的緣故，開始聚集於地下酒吧，然而，這一切仍處於文化邊陲。因此，身為亞裔同志的我們，無論再怎麼精心搭配，風格似乎永遠無法「到位」，某種程度上，也算是歷史的悲劇，在新世代不斷重新試驗後，或許更加有機會打破這些既定風格對於性別及種族的刻板印象。撇開歷史已犯下的錯不說，二零年代的精神，其實一直存在於酷兒意志之中。比起法蘭西斯·史考特·費茲傑羅（F. Scott Fitzgerld）的男性抑鬱與孤獨，我其實一直更對他的名門妻子澤爾達·費茲傑羅（Zelda Fitzgerld）更為好奇，她曾如此描述：「我不要活著，我要愛，順帶活著。」在那個時代，能以此華麗且放蕩不羈的態度活著，再酷兒不過了。

原文刊載於《掌櫃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