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次真正在家裡過年是2001年，在那之後的每一年農曆春節，我都在美國東西岸的雪堆中趕課，對於過年的印象十分淺薄，可能也因此幸運地閃躲掉了不必要的長輩逼婚戲碼、學歷與事業進度督促的「春節恐歸」症候群。
身為一個局外人，時常我也會羨慕那些「每逢佳節倍思親」的臺灣留學生朋友，有這麼大量的記憶體與情感，可以準確陳述出他們想念老家的哪一道菜，或是新年街道上的氛圍，他們與家人熱絡地即時連線 Facetime，深怕缺席任何一項家庭回憶。
這些關於春節的畫面與想像，隨著手機與社群網絡的發達，越來越能被快速地傳播、複製、再呈現，就像是過年必有的特別電視節目，以及長輩們明知道得不到答案卻又硬要拋出的「學業、工作、感情」三大基本問題，像是一種不斷循環的操演，成為我們認知中「過年」這檔事的樣貌，與環繞它的所有情感。過年初始的意義並不是要讓誰感到優越或者讓誰難堪，但如今演變至此，一直無法跳脫同樣的對話與形式，也是因為我們從未學會另一種和彼此相處的方式。
若將這些儀式都去除之後，我們和家人的情感，好的也好壞的也好，究竟又能剩下多少呢？我總想，焦慮的不僅僅只是返鄉的年輕人，也是家中的長輩，畢竟，若是少去這些年節的操演、鄉愁的描述，我們對於家族的想像便更加難以站得住腳了。
對於許多同志朋友，鄉愁更是一件複雜的事。我的美國同志朋友中，不少人拒絕慶祝相對他們是象徵家族聚會的聖誕節，除了這個節慶本身的宗教性，他們也擔心若要與不願意接受自己性別身份的家人上演「團圓」的戲碼，會是成長的二度創傷。酷兒理論家賽菊寇在《Tendencies》一書中也曾經寫到，聖誕節實在是令人抑鬱，畢竟哪有一個如此巧合的日子—國家、宗教、家庭、與文化論述的合法性—這些掌握權力的所有機構，齊聚一堂，為了同一件事情發聲歡慶，同一時間，酷兒卻成為了節慶的他者、家庭的對立面。
因此這些同志朋友寧可選擇與友人 potluck 聚餐，開車去山中的木屋遠離任何節慶的氣氛，拒絕參與聖誕宗教儀式的猶太裔與穆斯林朋友，甚至還會藉此假期辦政治性讀書會，就是不願意被攪和在這普天同慶的權力慶典之中。
我總想，能有這樣緩衝與逃脫的空間真好，但也是因為美國實在太大了，真心要躲，人們總能躲得遠遠的。臺灣如此緊密的關係網，實在難以閃避人情的壓力，連我在這麼遠的地方，常常也覺得必須做些什麼，吃個年菜，或去中國城和觀光客湊熱鬧，才能延續自己的鄉愁。也因為在美國主流社會中，難得有一天是所有慶祝農曆新年的亞洲朋友有一個共同話題，無論是韓國人包餃子、越南人吃粽子、臺灣人圍爐煮火鍋，鮮少能如此感受到一種離散文化中的集體性。
我十分喜愛的跨性別作家 Eli Clare 曾在一篇自傳性文章《Losing Home》中談到，書寫離家是一件複雜的事：「若酷兒是最簡單的開端，而放逐是最困難的，那麼階級便是最使人困惑的。」因爲鄉下長大的他，出櫃離家到了都市的酷兒社群，即使找到了性別認同上的歸依，中產階級的菁英生活，與都市人認為鄉下必定是保守恐同的刻板印象，使得他加倍感受到自己的格格不入，也因此城市從來無法成為他真正的歸屬。
放逐不只是因為性別，更是城鄉與階級的差距。離家是最容易的，要回家則是難上加難。
對於在他鄉找不到歸依，又有不能立即回家理由的人們，這個節日也許永遠都不會是屬於我們的。這些情感，或好或壞，卻會讓我們不停想念、糾結，成為延續我們在各處放逐中與「家」這個想像形體的一條聯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