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ÁR》出場的方式幾乎讓人感覺這部電影將是一部傳記，關於Lydia Tár這一名指揮家成名以及殞落的故事，但實際上完全顛覆了觀者初始的期待，帶著參雜驚悚與高密度隱喻的劇情。以曼哈頓舞台上《紐約客》訪問的開場，為觀影者設定了這部電影中三個貫穿全場的命題：時間、噪音與權力所構成的音樂與慾望場域。首先，與紐約客作家Adam Gopnik的訪問中，朗誦出Tár一生的非凡成就，顯示了Tár讓人無庸置疑的古典音樂實力以及駕馭力。「到底指揮家能對已經寫好的樂譜帶來什麼意義呢？」Gopnik轉身提問，彷彿替庸俗的觀影者大眾（我們）這麼問，也就是作為一個指揮家，除了打好節拍外，存在的意義到底為何？Tár彷彿已經回答過千百萬次、充滿自信地說：「時間是關鍵。（time is the thing）無論你我從哪裡開始，最終聽眾與表演者都會一起到達目的地。」
Tár將自己定義為時間的掌控者。
時間必然與音樂性具有強大的連結。在電影中，這一幕也代表著Tár對於時間最具有掌控力的一刻：她位於事業的巔峰，傳記《Tár on Tár》即將出版，醜聞疑雲尚未被公開，殘破與平庸的過去尚無人所知，她即是那名完全掌控著現在、過去，以及未來的大師，帶著她的一只行李箱，在各大城市的舞台之間穿梭自如，尚未知道自己的悲劇即將來襲。充滿著渴望操控時間與權力，卻又深陷權力以及情慾誘惑的Tár，給予觀影者在心境上的多重挑戰：我們發現自己不禁崇拜她的閃耀與霸氣，卻又對她的逃避與自私感到不恥。《TÁR》要呈現的即是藝術與情感最直接的關聯：藝術的意義來自我們與它所產生的連結，而非任何本質上的真相，就像是我們對Tár的又愛又恨。
時間： “time is the thing”
在一開始的劇情中，很快我們就發現，眾望矚目並充滿魅力的音樂大師Tár，被她的過去不斷籠罩，像是鬼魅一樣地跟隨她。關於她曾經的愛徒Krista的訊息在劇情中被片段地透露：紐約客觀眾席中的紅髮、與指揮家同事對話間出現的「有問題的學生」、助理Francesca焦慮地透露「越來越顯得絕望的信件」，以及未註明來源的禮物：Vita Sackville-West 所著關於一名女同志愛戀的《Challenge》一書。她在飛機的洗手間拆掉書包裝時，原本還面露微笑，彷彿猜想著是哪一名愛慕她的聽眾，但看到書中的圖騰時卻驚恐不已，並自己默默地在筆記內頁寫上：krista — at risk。
我們此刻從舞台走入Tár的私人面，她回到與妻子Sharon的奢華的柏林公寓之中，Sharon突然有了心悸，Tár抱著Sharon讀數她心跳的節拍，再走到廁所拿出她偷來的、原本是Sharon的藥物給她吃。在這一段極度親密又充滿控制慾的畫面，我們幾乎確認了Tár與Sharon有著一段抽離、矛盾又相互依賴的感情，只待時間將兩人的秘密說出。
也是在更私人的場域，我們發現Tár不斷洗手的潔癖不僅止於此，在練團、作曲，與家人相處之間，她不斷受到噪音的干擾，無論是她的助理指揮家，Sebastian按原子筆的壞習慣、音樂家團員對於樂器的聲音控制、她在森林中慢跑時遠端傳來淒厲的尖叫聲、她在家創作時鄰居按門鈴的聲響，以及她不斷失眠的夜中，在書櫃中發現被開啟的節拍器。
噪音的隱喻
噪音在她生活周遭開始躁動，拎起了電影一開始就提到的兩件事：第一，她的老師曾引用的叔本華的名言：「一個人對噪音的敏感度，是評價其才華的重要標準。」Tár對於自身音樂事業成就的渴望與焦慮，遠遠超越她對於其他一切事物的關切，包含她的女兒與愛人。對於成就的追求，究竟是好是壞，電影其實給了一個道德的批判，也就是從Sharon口中對Tár的挑戰：「隔壁房間睡著一位這世界上唯一和你沒有任何交易關係的人，也就是你的女兒。」第二，她逐漸失去對於時間的掌控力，想要前進的動力，不斷受到自己曾經犯下錯誤的幽魂繚繞。但Tár並沒有選擇直面過去，認真面對過錯與排山倒海而來的危機，卻想藉由取得更多的控制權與情感的抽離，來駕馭逐漸失控的生活。包含，她不願回應在Juilliard課上控訴她歧視學生的影片，而依靠父權的邏輯設法壓制對她的控訴。她內在的道德觀可以從她在得知女兒受到霸凌後，如何選擇使用更權威的方式壓制對方。她用德語在女兒的霸凌者旁耳語：「我是Petra的父親，她跟我說了你的很多事情，如果你再欺負她，我會懲罰你⋯⋯記住，上帝看著我們。」她展現了傅柯對於前現代生命權力最原始的掌控：君主與父親的權力，即是掌控一人的生死。
上帝的懲罰將至，但Tár認為自己能夠躲過這一切審判。她持續在樂團中給予她的新歡、年輕的大提琴家Olga，親密的單獨課程，甚至違反樂團的常規，運用一切看似不經意的手段，成功讓Olga作為首席大提琴手。就在Olga看似有如以前的女團員般落入Tár的情網之中，一天，她為了要將遺漏在車上的玩偶回給Olga，而深陷一段彷彿夢境般的鬼魅追逐之中，在看見遠方的一隻黑狗之後，試圖逃走而摔了一跤，受了嚴重的傷。在那一幕，她所害怕的事第一次完整地具象化。她也在之後的夢中醒來，看見自己漂流於河中，胸口正起火燃燒。
死亡的隱喻隨著日常噪音的不可控越來越明確。Tár甚至被經常干擾她的鄰居叫去攙扶她病入膏肓的母親，滿屋的穢物，讓Tár衝回家裡不斷嘗試洗淨她接觸過對方身體的雙手。而沒幾天過去，她在樓梯轉角及看見一具被包覆的屍體從鄰居家搬出。諷刺的是，當鄰居母親死亡，她的家人只想要盡快賣掉那間公寓，而特地來警告她，不要在他們賣房時練琴，指涉她的音樂，不是藝術，而是噪音。Tár所想維持的形象第一次面對一個完全不留情面的挑戰，也成為劇中最高的張力點——當她犯下的錯不斷地追討她，她的音樂價值和她生命中與他人連結任何僅存的意義，即刻將落入成為噪音的風險。
權力的黑暗面
受到自殺疑雲與歧視控訴的Tár瀕臨精神崩潰，在失去指揮席的當日，衝出後台當推倒了取帶他的指揮家，如此失控並瘋狂的舉動，也使得她必須暫時離開樂壇。對比著電影一開始那一場《紐約客》的訪問，那位高高在上的Tár，眾所矚目的樂壇大師，她落魄地在曼哈頓中城的58街下車，直面吵雜的工地，顯現她地位的殞落。一路對她忠心耿耿的助理Francesca也在友人Krista自殺，並且確認自己不可能得到副指揮席後，毅然決然地離開了Tár。而一直隱忍包容著Tár對不同女子慾望的妻子Sharon，也將她們的小孩帶離她。
諷刺的即是，音樂世家出身、首席小提琴手的Sharon，提醒著Tár是因為有她的人脈與位置，才有了今天的Tár。因為她們都明白：「這就是遊戲規則（the rules of the game）。」這段話呼應了最一開始紐約的那場訪問中，Tár主張，權力和音樂都應該是要超越性別的。她一路上並是遵循身邊男性音樂家前輩的步伐，走到這個女性難以介入產業的金字塔地位，包含對於自己過去的割捨（我們後來得知，她曾經叫做「Linda Tarr」，並且有相對勞工階級的背景），她策略性的伴侶關係選擇，以及她在和後輩Krista關係破裂後，以樂壇前輩的姿態疏離Krista任何音樂界的機會。她並不感到虧欠——畢竟這就是這個場域的遊戲規則，而她同樣靠著複製父權的模式得到了今日的位置。
回到孤獨一人的Tár，出現在亞洲，相對冷靜極簡柏林，混雜並色彩鮮明的東南亞，以東方主義的地域區隔再次給予觀眾權力隱喻的視覺衝擊。身心俱疲的她，在下榻飯店老闆推薦的按摩店，發現自己面對櫥窗中如同一整個樂團的年輕亞裔女子，穿著白袍，默默低著頭，等待她的選擇。而其中，只有一名標明五號的女子，瞪大眼睛直面著Tár。在那一刻，她彷彿終於看見自我權力展現的赤裸，也就是作為一名西方世界的上流階級白人女子，掌握凌駕被種族化且性別化的年輕女性的raw power，無法再用任何藝術的語言去蒙蔽，權力的黑暗面。
Tár衝出按摩店，在街上無法抑止地嘔吐，展現了她徹底的、精神上以及生理上的失控。她終究回覆到她無法閃躲的肉身，她的七情六慾，她的控制、偏執與孤寂。
而在最後，電影透過社群網路的對話視窗，顯露年輕世代音樂家（Olga、Francesca），看似順從並崇拜她，私底下對於Tár的不滿。也展顯了在這個世代，人們比從前更難不斷地重新創造自己，因為網路資訊流傳的速度。即使她憑藉著像是二十世紀白人男性透過「逃到亞洲」渴望重建自己的方式尋找救贖，可能都再也無法挽救自己犯下的錯誤：時間不再Tár的掌控之中。
鏡頭拉開，我們才發現她與當地的樂團在錄製一個cosplay的遊戲主題曲，名稱叫做「monster hunter」。這個隱喻再明顯不過了，除了社群媒體的狩獵，Tár要處決並捕獵的是她自我的心魔，無論她有多熱愛音樂、即使她仍站在指揮台上，都將暫時失去對於心愛歌曲的詮釋權，因為音樂的意義也來自於觀眾的感知，而非單一創作者多麼至高無上或者純粹的詮釋。而劇末，電影並未給予Tár或觀影者任何明確的救贖，即使我們都也如Tár所言：「無論曲子的中間有多混亂，聽眾與表演者都會一起到達目的地」，這一刻即是我們都必須直面生存意義的赤裸時刻，以及Tár那最深處的焦慮：因為過盛的情感、慾望與投射，而成為藝術面前的噪音的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