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回到西雅圖已經相隔了五年，一下飛機就被熟悉的雨水迎接，車燈穿透又黑又重的夜，卸下我從紐約帶來的沈悶和穢氣。在這個我再沒有任何實際情感牽連的城市，我卻扎實地感到回家，被熟悉的節奏和街道深深地包圍著。
十七歲末至二十歲初，我整個年少酷兒的長成都在這個城市發生。青春的歲月不擔心金錢、工作、身體的極限，青春為了戀愛、革命、理論和藥物的實驗而活著，就連修練瑜伽也是為了偷窺身材佼好充滿靈性的首都丘（西雅圖同志區）女孩。出生在臺灣解嚴後的七年級，並生長於美國千禧年網路時代、充滿九〇年代懷舊的西北部油漬搖滾文化脈絡，那時候臉書都還沒開始盛行，後搖都還不稱為後搖，我們在下著雨的車庫中抽家種大麻，在 MySpace 上放解析度極差的 webcam 照片找女孩約會，未來對我來說是下個週六晚上的酒吧據點。我們用假 ID 喝威士忌可樂，談論指套的必要性，計畫社區士紳化的抗議行動，在市中心發送保險套，煮印度茶讀法農、傅柯、巴特勒。
我可以問心無愧的說我愛過，對於這個世界有過可被稱為瘋狂的想像。
若說二十歲初的慾望來自於離開和解構「家」，二十歲末的課題即是接受流浪為生活的常態。紐約是最完美也最棘手的城市讓人去習慣社群和地域的流動：我的學術和創作工作內容每半年至少更換一次，身邊的朋友因為來自世界各方，也總是在猶豫或準備離開的狀態，愛情更是一件難以用承諾一詞得到任何保障或者安全感的事情。選擇太多、阻礙卻也太多，我們各自成為城市中渺小並微弱的訊號點，一不小心就被高樓和人群掩埋。
十七歲時曾經非常期待成為十年後的自己，想像二十七歲的我將會有一個確立的人生目標，一起生活的伴侶，一群週五固定去同一間酒吧聚會的朋友。誰會知道這個世界變化的速率總比我們想像的還要快速。二十七歲的現在，心中的不確定感只比十年前還更加劇許多。我們在下班的 happy hours 的酒水間猶豫感情和工作的發展，隨著三十歲越來越近，這兩項慾望似乎越變得互相抵觸。這是對的人嗎？對的工作選擇？我們究竟還有多少時間能夠揮霍？任何一個決定牽動著另一個更加嚴肅的決定。我定時寄給越洋的情人紐約的地圖和插畫。我在 FaceTime 中讀著妳的唇語，相信妳說的我愛妳。妳聽著我在亞洲各地工作計畫的可能，問我是否不會回台灣了，我說讓我感覺最像家的地方一直都是將頭枕在妳的大腿間，我們窩在沙發上，一起入眠。
因為家還回不得，並且無從追尋，我留在紐約這個大城市學會成為一個更加孤獨卻完整的人。像我這樣太年輕離家，卻又不願放棄與家連結矛盾的七年級人，若我們看似還在城市之間流浪，並不是為了逃避，而是準備好更強壯的自己，在艱困的大環境中建立理想的家。
若說二十歲初是關於實驗和想像，二十歲末是學會在失望和挫折中學會柔軟和韌性。
回到西雅圖這個對我來說屬於年少的城，突然我幾乎記起所有自己曾經對於二十歲自己的期許。那瞬間我感覺青春的年代並沒有消失或被消耗殆盡，而為我的現在鋪上了許多不同的路。我想我還得在路上好一陣子，扛著越來越多的牽掛。世界越動盪，卻讓終點越加清晰。這些漂流途中遇到的大浪，將會繼續乘載妳，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