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北京冬奧在華語社群中最具爭議性的運動員，即非谷愛凌莫屬。這名出身在美國舊金山的18歲自由式滑雪運動員，自2019年開始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隊出賽。身為中美混血在單親家庭中長大的她，從小由北京出身的移民母親照顧長大，她的成長背景看似與許多在加州長大的中產階級亞裔美國人二代沒有太多差距，一路就讀加州的學校，成績優異的她也獲得史丹佛大學的錄取。
谷愛凌唯一的不同，是她母親看見她運動上的優勢，也因此她常隨母親回中國參與運動的訓練，進行「美國上學、海淀補習」的教育模式。外型亮麗的她，也是各大國際時尚品牌的代言人，榮獲「世界金牌」的封號後，谷目前已有上億台幣的身價，許多中國人民將她視為「民族的驕傲」。
谷愛凌的個人認同本身並沒有什麼需要非議，因為踩在兩國間的最大利益，就像她經常回應媒體的說法：「當我在中國時，我是中國人，當我去美國時，我是美國人。」
對於跨國階級的上層亞裔群體並不是新的現象。華裔人類學者王愛華（Aihwa Ong），早在全球資本擴張伴隨中國改革開放後經濟崛起的90年代，提出華裔商人身份的彈性國族認同，會隨著市場與居住地需求的變化而有彈性的調整，同時可以是「海外華僑」、「中國人」或者「馬來西亞華裔」，以取得最大的資本移動空間，她將這個現象稱之為「彈性國籍」（flexible citizenship）。
中國這二十年來的全球資本起飛，也導致海外華裔某種程度的「再中國化」，以經濟為底，文化為面，凝聚離散的族裔意識。無論所拿護照為何，出身於哪個國家，只要認同中國的文化，講華語，就能夠被認作是這策略性模糊地國際「華人主體」一員。
回顧十四年前，2008年中國第一次舉辦奧運，世界對於中國經濟的開放與進逐國際市場抱有正向的期盼，與今日的北京冬奧有著截然不同的想像。今年冬奧，因為新疆人權議題受到多國的外交抵制，包含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立陶宛與丹麥，隨著新冠肺炎疫情所燃燒並加劇的中美地緣抗衡，也使得90年代至兩千年初這種新自由主義式的「彈性國籍」認同，在國際舞台上受到更高強度的挑戰。
谷愛凌的竄紅導致她所受到的國籍爭議（她被質疑是否有放棄美國國籍或者入籍中華人民共和國，因為中國並不允許雙重國籍），體現了兩國民眾對於「國家認同」從屬需求的升溫；美國傾右媒體認為谷愛凌「背叛」訓練她為世界級選手的美國，而中國媒體則不斷彰顯並投射她的愛國與民族光環。
對於運動員來說，他們選擇為哪一個國家的隊伍出賽，當然並非取決於「個人認同」如此單純，而是以國家資源和各種運動的市場導向做出生涯的選擇。今年的北京冬奧，即有至少三十名運動員歸化為中國國籍並替中國參賽。
十年前引起 “Linsanity” 炫風的台裔美國籃球員林書豪，也在2020年取得中華民國護照，有媒體認為，此舉是因為可以讓林書豪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之下，避免掉中國男子籃球聯賽制的「外籍」球員人數限制。
不過，谷愛凌的事件很清楚地顯現，隨著地緣紛爭的高漲，這種個人主義與市場導向的邏輯越來越難以說服各方的觀賽者。《紐約時報》的記者Amy Qin，在一篇關於谷的報導中寫到：
「僅靠血緣已經不足以讓華裔美國運動員受到中國的歡迎。相反，現在這取決於他們是否有能力遵守中國日益苛刻（有些人認為根本不切實際）的期望。」
即使多數的輿論仍聚焦在谷愛凌是否有放棄美國國籍（她的個人Wikipedia中文頁面至今仍充滿爭議，她也拒絕公開回答這項問題），但對谷愛凌負面的輿論背後，不只是關於她的個人選擇或認同，而來自於人們不滿日漸嚴苛的中國民族意識審查。作為一個值得成為「中國人」的運動員，不僅僅要取奪世界級的金牌，更要小心翼翼地遵守北京政府的正統國家論述。
例如，出生於美國並在此次代替中國出賽的朱易，則因為出賽時滑倒，而遭受大量中國網友的抨擊，並叫她「滾回美國」。而獲得花式滑冰金牌的華裔美國人選手陳巍，則因為支持隊友埃文・貝茨對中國政府侵犯穆斯林族群人權的聲明，而被中國網友認為有辱華行為，被嘲諷滑冰毫無美感，不值得關注，甚至要他「滾出中國」。
換句話說，有別於90年代的國際情勢，當代的「華人性」不再能被籠統的血緣、語言或文化給凝聚，而需要最直面的「國家認同」來達到北京的標準，離散的華裔族群在各處也呈現不同的政治分歧與自我審查。
谷愛凌強調自己的出賽並非要為兩國造成分裂，而是為了帶來更多的「包容性」以及成為中國女孩的一個正面並積極的榜樣，但她國籍以及階級上的特權，卻讓她的發言顯得偽善。谷的支持者，比如宣稱自己為「女性主義反戰組織」的美國團體CODE PINK，即推出了一則請願書，抗議《紐約時報》對谷愛凌的報導，並且控訴《紐時》：「為何要質疑這名年輕女子的自己選擇權利？」
但是這種純粹回到個人選擇的說法，甚至包裝成女性主義的論述，實則不願看見負面的聲量並不是來自於谷愛凌的個人選擇為何，而是來自地緣政治情勢緊張之下，要做「中國人」或「華人」有著越來越不可能達成的標準。
谷愛凌今日能當中國人，並不只是她個人內心意象或認同為何，也是她必須包裝出一套可成功又不踩雷的政治邏輯。比如，谷公開地聲援美國非裔種族正義的運動Black Lives Matter，以及反亞裔暴力的運動，卻不願回應中國網球選手彭帥與張高麗的性侵疑雲。
運動員在國際舞台上的競賽，必定會被人們投射超越運動競技本身的國際議題。在歷史上，因為奧運代表的國際精神與世界級的關注，奧運的會場即是被視為超越競技本身而帶有普世道德價值的場所。
1968年墨西哥的奧運場上，兩名非裔美國人的田徑賽金牌與銅牌得主，Tommie Simth與John Carlos，即冒著職涯風險，高舉象徵「黑人力量」握拳手勢，控訴在這運動聖殿中播放的美國國歌中象徵的「自由」，實則只有白人享有。
即使他們的舉動讓他們遭遇奧委會的封殺，甚至是死亡的威脅，他們靜默的抗議也在黑人抗爭歷史上留下重要的印記。
而在今日，無論谷愛凌要做中國人或美國人，她的一舉一動將會繼續作為中國政府宣傳民族意識的利器，以及美國右翼人士拿來質疑亞裔美國人國家忠誠度的工具。谷愛凌本人對政治議題的選擇性沈默，勢必只會更加深兩方陣營的互相投射與不滿，並且加速離散亞裔社群在中美角力下的兩極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