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閱讀《Social Text》2020年最新的 “Left of Queer”專題後，我與Virginia Commonwealth University的社會學助理教授高穎超，決定開Clubhouse房間談論酷兒研究的近期發展，與放置在台灣脈絡上的一些問題，以下為Feb 13與127+朋友聊天後，速記整理的筆記。
1. 2020年《social text》的”left of queer”專題再次回應了酷兒理論作為批判美國中心與美帝國主義的重要能量，尤其是透過所謂的”Third Terms”—debility, indigeneity, and trans critique—障礙研究、原住民研究、跨性別研究的延伸，重新詮釋酷兒反身份認同政治的”subjectless critique”在「性」之外的政治。但同時，與2005的野心極為不同，這次的"queer theory as american studies"也將酷兒理論留在美國研究的範疇、以美國本地的經驗作為理論書寫的核心。
2. 「酷兒反國家主義」的政治意識形態與策略，是由九一一恐攻以來，美國學者與運動者對於國家權利無限擴張的反思，也延展成Jasbir Puar著名的”homonationalism”論述。但homonationalism源自美國歷史脈絡、和以色列的帝國共構，比如以色列政權中由美國資助、研發生成，統治和殖民巴勒斯坦的surveillance apparatus，並不能被隨意去脈絡地移用。若要將homonationalism移用在中港台的脈絡，也會有其在華語語系或者酷兒亞洲中特定地緣的展演，而非「親美」、「反美」的二元框架。
3. 各個國家的內部動能都極為複雜，不能用單一架構去論述和比較。比如中國共產黨對待維吾爾族的議題，極容易停留在「人權」的討論，必須更細緻地看待中國內部不同問題的展演，比如settler colonial labor，或甚至genocide，這就會和香港遭受的暴力有著顯著的區別。因此針對中、美各自是非常龐大且混雜的政權，不能用單一的分析視角概括談論。「酷兒理論」不會、也不該是一個全面的觀點，而更需要接近這期《social text》的afterward中談到的”queer as constellation theory”。
4. nationalism、racism、nativism等概念不該混用。但在目前的酷兒地緣政治框架上，的確是較為重視國族主義的問題。若是不拆解”nation”，也容易落入將「國家」作為內在殖民工具、或者與全球資本共構機器的扁平詮釋。
5. 「酷兒左翼」思想，為促成台灣同志運動者反思政治目標的重要因素，因此在同性婚權之外，發展出多樣的組織活動，比如性平教育、愛滋去污名、少數連結等等倡議，有其不可抹滅的正向運動貢獻。而這十年來，由於中國崛起，以及台灣國族意識的加強，加上美中衝突的升溫，導致酷兒理論在台灣形成不同的國族意識形態，有些人認為必須「重新認識中國」取得連線政治的可能，有些人則重視台灣認同脈絡中的酷兒性。但是「批判國族」的酷兒視角，卻因為台灣早期學術發展留有尚未被梳理的省籍問題，在英語語境中的酷兒書寫，對於台灣國家的想像經常是非常單一（且負面的），而對中國國族建構的批判卻是相較薄弱的。
6. 酷兒同時是「變態」、「小眾」、「少數」，卻又要是理論面的「avant garde」和「政治正確」—兩者經常形成一種悖論。缺乏經驗與物質的連結，容易使得酷兒理論只剩下一種文化資本的展演。因此，酷兒理論具有多樣epistemologies與方法學是重要的，而意識形態與政治實踐的共同進行也是重要的。
7. 即使擁有以上眾多的限制，酷兒理論至今仍受到台灣學者／運動者大量的關注和轉譯，也許這代表台灣一直是在酷兒理論的歷史發展脈絡之中，不可分割。酷兒理論並不一定是站在台灣的對立面，除了探討我們為何需要酷兒理論，也可以問：”Why does queer theory need Taiwan?”